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消费方式发生了嬗变，尤其是社会中上阶级。到1927-1937年，公职人员作为国家的精英阶级，消费方式越发崇洋趋新赶时髦，消费奢侈，体现在日常饮食、住房等，例如住洋楼，另有烟酒、化妆品、金银首饰等奢侈品的消耗。公职人员奢侈的消费状况对海内收支口商业发生了一定影响，加速了海内收支口商业的不平衡。而且，下层阶级的人们也争相效仿攀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时整个社会的消费风俗。

民国时期的上海公职人员的消费情况公职人员是我国的精英阶级，具有特殊的政治身份，起到模拟带头作用，是国家政策的推行者与执行者，以自我作楷模，便于公共对政策的明白与实行。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后，颁布了《文官俸级表》，1929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治集会第189次集会通过《文官俸给暂行条例》，到1933年9月颁布了《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1934年5月，内政部颁布《暂行警员官官等官俸表》，把全国绝大多数公职人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和委任4等，各等又分为差别级，来规范公职人员人为收入。

同时，各个大学教师也分为差别品级，如教授、讲师、教员、助教。民国时期的公职人员人为从上表可知，蒋介石、五院院长、警员官等高级仕宦称为特任，人为为每月800元；副委员长、各部次长以及各省主席，人为每月680元；简任官各级每月430-680元，荐任官各级每月180-400元，委任官各级每月55-200元。警员官与文官月人为基本一致，大学教师相对来说月人为偏低些。

相对各级公职人员人为来说，日常消费也出现奢侈的现象。以上海为例：公职人员消费十分奢侈，尤其是进口货。

上海市的公务人员每月人为数额为52.16元，生活用度为61.29元，而同期上海市工人家庭每月的生活费支出仅为15.02元。两者相比，公务人员家庭的生活费支出是工人家庭的4倍多。抗战前，在直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的上海市邮政总局中，上层公务人员住的屋子不是洋房就是住宅，穿的不是西装就是绸衣，家中有雇佣厨子、娘姨，收支都有包车。

社会中上层人士居住的花园洋房、西式公寓鳞次栉比。1931年上海公共租界征收衡宇税的西式衡宇就达7907所，1932年又新建997所，华式衡宇改西式的94所，1933年新建576所，华式改西式者64所，1934年新建709所，华式改西式者208所，征收衡宇捐的西式屋子达9013所。上海的老洋房1934年10月31日，上海申报所载海关方面揭晓烟酒及化妆品等入口之统计，主要集中烟酒、化妆品、首饰、玩具等，各个进口货数额如下“全国各地入口烟酒共值2542550元，啤酒入口599168元，日本清酒入口108253元，葡萄酒462360元，香槟131868元，白兰地63028元，威士忌211845元，汽水134244元，杜松酒164635元，其它酒672837元；化妆品、首饰、玩具等9个月输入数亦达200万元。

内真假首饰输进256252元，花边衣饰230545元，雪花粉、雪花膏203426元，化妆器具425799元，玩具及游戏品72802元，合共1944824元。据海关上陈诉，1936年上海市一年当中，从外国买进的化妆品包罗脂粉、香水、雪花膏、牙粉、牙膏等，共计有10684047元；游戏娱乐品包罗乐器、运动器、照相器、留声机等，共计有8928832元。这两项算起来差不多有两千多万元，若把全国各地入口的奢侈品一齐盘算，谁人数目就十分惊人了。

公职人员消费大，支出多，不得不有巨额的财源，以供他们的浪费，于是食必珍品，衣必锦稠，居必高楼大厦，才气满足他们的奢靡之性。泯灭既多收入也必须增加，所以吸民脂膏以肥其身，就是一定的效果了，这就不行制止地导致了贪欲。南京国民政府的管控举措1927-1937年，公职人员奢侈的消费方式对社会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改良社会消费风俗，对公职人员的消费方式接纳了一定的管控举措，包罗黜奢崇俭和消费民族主义消费观的提倡，公职人员婚庆寿宴消费、娱乐消费行为的管控，及海内奢侈品税率的提高。

一是提倡理性消费观1936年，国民政府提出了“三化”的主张一一生活军事化、生活生产化和生活艺术化，在生活生产化的主张中，节约是重中之重，要求民众增加存款，淘汰社会应酬、宗教迷信和娱乐消遣上的无谓花费。同时，政府也颁布了关于衣饰、日常消费等方面应该遵守的新生活运动原则，要求新生活运动先由各公务人员之家庭做起，然后以公务人员之家庭为一般家庭之楷模。颁布了关于中山装的服制，首脑们为民众作模范，努力提倡崇俭抑奢，以图改变社会上嗜奢风俗。中山装1935年1月，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做事集会决议：一是函请警厅及社会局取缔剃头店所用烫发器具。

二是克制党员公务员、教职员及人民团体服务人员、学生等烫发，请警厅社会局实行取缔，并函各机关严整所属，克制烫发。三是规范军队消费。军队也是一大消费团体，民国建立，频年内战，国家经费，泰半消耗为军事用度。巨额军费，除了薪俸、盘缠等人事费约1/3以外，其余2/3或许属于阵营具消耗品等物件费。

所以全部武士均应致力于节约消费及尊重公物，节约经济开销。其效果有直接和间接之分，如剩饭的处置。就日常食物而言，凭据军营的普遍视察，因逐日运动的关系，或小我私家嗜好的差别，会发生若干剩饭。这种剩饭可以举行二次使用，如果混入茶汁等杂物，则可以作为伺猪肥料；如果稍加注意不混入杂物，则可以曝晒数日，去其水分，选出整粒，作为煮粥的原料，则会收到较为经济的功效。

如果生存适宜，治理恰当，可以与贫民工厂或慈善机构，妥善谈判，以相当的价钱陆续卖出去，也可以获得分外的收入。凭据统计逐日百人剩饭的最低值为0.15元，一月可得19元，一年可得230元，一师每年可节约6900元，以此类推，根据全国六十师盘算，每年剩饭所得的用度可达414000元。地方上也努力响应政府的招呼。

陕西省民政厅厅长李志刚为了根除奢靡风俗，划定公务员之衣服多买用奢侈品，应一律穿着制服，制服的质料必须用本国的布品缝制的，不许购置洋货，随意穿着，以杜绝靡费。政府公职人员和学校教职员都属于公职人员，他们的收入和权力都源于国家，国民政府试图使用这一附属关系对他们的行为举行相应的管控，在社会中营造一种黜奢崇俭的良好风俗。

二是提倡消费民族主义20世纪20-30年月，内战不停，国家建设处于关键时期，并陪同着外敌入侵，担负着抵御外辱的重任。在这紧迫时期，公职人员奢侈的消费生活，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的传入，对洋货的迷恋尤为之甚，不买国货，抢购洋货，譬如西装、口红、妇女染发烫发、穿高跟鞋等一系列西洋物品成为中国人趋之骛之的憧憬，阻挡西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视角就自然成为其中一项很显着的因素，商品和消费者的行为也被赋予民族主义的特征。民国时期的时尚女性同时，在社会道德的视角下，基于洋货对公职人员消费方式以及整个社会民风所带来的影响，对其形成了一种整体倾向于负面的观感和评价。

新生活运动试图赋予日常生活以新的价值观。国民政府认为民众婚丧嫁娶等社会外交的消费、烧香祭祖等迷信用度，以致烟酒等娱乐消遣，都属于无用消耗，应该取消，更不用提赌钱、嫖娼这类有悖道德的“恶习”了。其实，国民政府希望通过革新民众消费习惯，以淘汰小我私家消费的方式集中资源用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生产，将小我私家消费习惯与国家经济直接联系起来，强调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强调小我私家对国家所应担负的责任。

1933年1月行政院呈准国府通告《公务人员服用国货措施》，中央各院部会暨各省市县政府于各该机关内设立服用国货委员会，各地方机关团结组织措施要模仿中央管理。首先，观察国货的出品及种类以备各机关接纳；其次，制定各机关公务人员一律穿着制服之期限，其制服须用国货；最后，劝导各机关公务人员以后不再购置非国货服装，如已有非国货之服装得在期限内克制穿着，最后，国货团结委员会也要督促各该机关对于购置公用物件应只管接纳国货。三是整顿消费行为1933年1月，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专门制定了《根除公务人员婚丧寿宴浪费暂行规程》，重行申令，各机关主座应督促所属，切实遵行，以宏实效。

规程主要从婚嫁生育、丧祭、寿庆、宴会及罚则几个部门对公务人员日常消费举行管控。民国的团体婚礼第一是婚嫁生育。划定凡遇婚嫁、致送礼物，特任官不得凌驾四元，简任官不得凌驾三元，荐任官不得凌驾二元，委任官不得凌驾一元。

凡遇婚嫁得用茶点款客。凡生育子女，除亲戚本族外，不得接送礼物，而且不能设席宴客。

第二是丧祭。划定丧葬，除了亲戚朋侪另有执绋者以外，不得用无用之仪式。第三是寿庆。

划定年事不到六十岁的人，不得设宴庆祝。第四是宴会。划定除外交性质的宴会外，以每席不得凌驾12元为原则，这条划定在婚丧庆吊必须设宴者准用之。宴会时，不得给车夫和随从饭资。

第五是罚则。划定凡公务人员违反本规程确有实据者，得先由主座申饬，受申饬后再有违反事件，由主管主座划分惩戒之。

第六是附则。划定一切礼物需要用国货。凡婚丧寿庆等事，除亲族或者确实有亲戚、朋侪关系的人之外，不得滥发通知翰札，如喜帖、讣文之类，更不得用公务机关名义代发代收。

国民政府对公职人员各个品级送礼的金额、宴客设席的规则、每桌宴席的金额、礼物的国别、寿庆的年事以及罚则举行了明确的限定。1931年1月21日，军政部布告《武士宴会及送礼限制措施》。

将官级的宴会中菜每席不得凌驾大洋16元，西菜每份不得凌驾大洋1.5元。校官级的宴会中菜每席不得凌驾大洋12元，西菜每份不得凌驾大洋1.2元。

尉官级宴会中菜每席不得凌驾大洋8元，西菜每份不得凌驾大洋1元。前项所用之中菜不得凌驾8菜1汤，所用之西菜以1汤4菜为限。凡宴会时以不故障日常事情勤务为要，凡宴会以确切时间扫除迟到之恶习为要。

凡宴会所用酒席、食品、饮料等项均禁绝用外国货。各省份也努力效仿，如广西政府也对婚姻奢侈举行了限制。聘金至多不得过100元，中下之户，由男家量力致送，贫穷没有能力的，可要求减免，女家不得争执，更不得因此悔婚；纳征附送礼物，至多不得凌驾20元；款待来宾，可改用茶会，如有远道亲友，以及媒妁至戚，不能不略设酒食的，允其筹设数席，但其菜品以10种为限，每席不得凌驾10元。如果有居心违反的，由公安局或县属查明处置该事主及承办人，以加倍的罚金增补平民，既可以杜塞漏危，也可以辅助贫民生计。

四是增加奢侈品税奢侈品税目1927年，北京政府中央财政部划定，奢侈品种类及相应的税率，奢侈品品级分为一、二等，一等大致为金银饰物类、化妆物品类及精致皮货类等，二等大致为毛织品、棉织品及珍贵饮食药材类等。税率凭据奢侈品种类分为五种，10%、8%、7%、6%、5%，最普遍的是抽7%和5%，即精致织物类和玻璃制品。南京政府时期实行了牢固入口关税条例，而且奢侈品税显着有所增加。划定货物除了根据现行税为5%外，另行征税。

普通品抽7.5%，甲种奢侈品抽15%，乙种奢侈品抽25%，丙种奢侈品抽57.5% 1931年税则虽然受到列强的约束，但税率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尤其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烟、酒、丝货、麻织品、洋火、陶瓷品、玻璃、高级食品的入口税，对海内同类工业起了一定的掩护作用。1933年5月《中日关税协定》期满，中国终于不受列强制约修订税则，将税率定为14级，从5%到80%不等，比1931年制定的最高税率提高了30%。入口关税与奢侈品税的增加有利于淘汰奢侈品的入口及抑制公职人员对奢侈品的消费，一定水平上有利于国货工业的生长。正当娱乐的提倡娱乐作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门，也受到新生活运动的影响。

20世纪30年月，国民政府为了纠正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烟”、“赌”和“娼”等不良民风，努力地引导国民举行正当的娱乐运动。对于正当娱乐的寄义，新生活运动的会刊《新运导报》上有明确的解释：“正正当当的娱乐，规行矩步的娱乐，有秩序、有纪律、有内容的娱乐”，“对身心有益，不浪费款项，不延长时间，不违背社会善良民俗的，就是正当娱乐”。1934年4月14日，国民党中央民运会制定了民俗改善运动纲领，希望以科学知识破除迷信；以正当娱乐取代恶习；以简俭宗旨取代礼仪。

使用学校游艺会，演出有关改善民俗之戏剧，在可能规模内多映教育影戏，或搜集各地优良民俗照片，开会展览；努力提倡音乐、戏剧、国术及种种设备浅易之运动。还可以举行远足、赛跑、踢毽子、举重等其他竞赛。民国时期女子学校运动会1935年3月，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制定《提倡民间善良习俗实施措施》中指出，要求各省市政府为提倡正常娱乐，应监视设置各项公共娱乐场所。

例如种种戏院，包罗影戏院、戏院、剧场、书场等；广场，包罗体育场等;林园，包罗公园、纪念林等；倶乐部，包罗阅报室；人工或天然的游泳池及其他娱乐场所。还建立了以黄埔武士为工具的励志社。内部有专为提高武士的娱乐设施，分为图书室、音乐室、社餐馆、运动场、励志画、互助商店、浴室、剃头所等。

宣誓信条就是十不：不贪财、不怕死、不招摇、不自满、不偷懒、不嫖赌、不吸烟、不饮酒、不乞贷、不说谎，提高武士的革命人格。评价南京国民政府的初衷是很好的，可是受政治控制力软弱、国货方面的欠缺以及社会消费情况的影响，许多措施并没有能够获得很好地执行，再加上广告等对洋货物品的宣传，以及崇洋消费风俗的影响，使公职人员难以反抗诱惑，争相趋之骛之，逐渐走向漂亮化，革新奢靡的消费风俗越发难题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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